尤其是在引进某些新型权利时，例如被遗忘权等权利时，如果允许将此类权利绝对化，赋予个人以主张对所有信息控制者以删除其过时、不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39]，那么此类赋权将有可能导致公共空间中信息的漏洞，不利于信息的合理流通[40]。
限期储存原则要求个人信息或数据的储存时间不得超过实现其处理目的所必需的时间。但本文相信，这个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至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访问权、纠正权与删除权：对于未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和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公民个体对其信息具有访问权、纠正权与删除权。（8）自动化个人决策：当数据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自动化决策，个体应当有权知晓决策的逻辑，而且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保证个体的正当利益。（6）个人信息的完整性：个人信息应当准确、完整以及在使用目标所需的限度内保持更新。综合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比起早期版本，后期的各类信息实践版本对信息控制者施加了更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义务。对于收集可公开获取的信息，要求个人信息收集者提供此类机制可能并不合理。
总结而言，1973年关于个人数据自动系统的建议小组和1977年隐私保护学习委员会所提供的两个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大致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与原则。网站或机构并不能通过和个人进行谈判或合约而宣称个体放弃了此类权利。（2）法院于裁判之中不仅援引宪法规定，并对援引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者阐释，即解释性适用。
[x]反对者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全文都是在严格区分宪法和法律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作出各项规定的，既然条文中是依照法律而非依照宪法和法律，那么就不应当包括宪法在内。例如，法院审理案件涉及具体权利义务纠纷，相应的，涉及到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如果可以单独适用宪法作为裁判的依据，则宪法可以作为一切案件的裁判依据，法律也就没有必要，立法机关也就无需存在。[xxix]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而如果两者同时并用，将宪法的效力等同于法律，或者将法律的效力等同于宪法，则都是不妥当的。
[xxvii]先例约束原则对于法院适用宪法的重要性，前文也作出了阐述。[vi]第2条规定，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
（2）未获得办学许可证。建议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的63件，占56.3%。数学则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从裁判文书中引用宪法的作用看，有的是作为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依据，有的是作为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有的是明确作为裁判依据。反对者认为，这一批复只罗列了各种子法，没有把母法包括进去。换言之，审查判断法律规范是否违宪的机关必须以具有宪法解释权为前提。诉讼中，原告方认为，前五个程序中都认定其博士论文已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认定者均为本学科的教授，即是能够读懂其论文的内行。
【参考文献】 [1] 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J].法商研究，1999，5. [2] 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3] 余军.中国宪法司法适用之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4] 王禹.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秦前红.关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几点法理思考 [J].法商研究，2002，1. [6] 刘松山.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J].法学，2009，2. [7] 童之伟.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J].政治与法律，2009，1. [8] 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J].法学家，2001，6. [9] 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J].法学研究，2005，5. [10] 陈坤.宪法能否司法适用无宪法文本依据-对我国《宪法》第126条及其它相关条文的误读及其澄清[J].政治与法律，2017，7. 作者简介：胡锦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体育课以瑜珈、太极等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
宪法是法律制定的基础和依据。我国宪法具有作为宪法的共通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例如，宪法的基本功能都在于规范国家权力，限制公民基本权利都必须遵循比例原则，任何一项国家权力都必须由人民通过宪法授予，宪法在效力上高于法律等。
北京民族饭店没有通知这些应在原单位选举的员工参加选举，也没有发给他们选民证，致使该16名员工未能参加选举。已经生效的民法通则中没有关于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孟母堂并不违法：‘孟母堂不是办学，只是现代在家学习或在家教育的一种方式。因此，宪法调整的基本社会关系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基本关系延伸而出的其他关系，如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等。即受教育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刘燕文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第18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2）论文写作完成后由导师认定博士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并推荐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可见，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关键是依宪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法院能否适用宪法，以及在何种情形下才能适用宪法，即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换言之，因缺乏先例约束原则，上级法院的裁判并不能成为判例而具有一般性的法律效力。（6）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
在宪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联邦法院获得这一重要权力的主要宪法根据是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xxi]相应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选民资格案件的审查程序。因此，宪法赋予立法者以立法裁量权，判断立法的轻重缓急及立法内容。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xxiii]倘若在实行其他类型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国家，在立法未将宪法规定具体化时，可以立法机关为被告向合宪性审查机关提起立法不作为诉讼，以寻求宪法救济。[xxxiv]该判决书在裁判理由部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该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只对民法通则进行，就足以为案件裁判提供法律依据，实无必要引用宪法。赞成者认为，反对者的根据并不成立，宪法中的确有的地方并用宪法和法律，但有的条款中的法律实际包含了宪法，如宪法第3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的法律显然包括宪法。
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银行监管部门从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经济进步良好目的和愿景出发执行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与适用，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实体和行业利益。中州公司与被告姜建国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如发生一切大小工伤事故，应由姜建国负全部责任，把只有企业才能承担的风险转给实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
我国实际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法院系统内部并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上级法院的裁判并不能成为下级法院裁判的依据，或者说，下级法院作出裁判时并不能必须直接依据上级法院的类似裁判作为依据。[xiv]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合宪性审查权主要由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在齐玉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性质的批复，其具有一般效力，可以起到统一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受教育权案件的审判标准。周香华认为自己应与男职工同龄退休，单位要求自己55周岁退休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应予以撤销，遂提起劳动仲裁，后向湛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该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与美国的情形相似，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获得基本法审查权的根据也是如此。
对这一规定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可以说是法院解决该案件争议的先决问题。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xviii]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披露，2018年没有收到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审查要求。（2）应当将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到适用宪法的必要性与法院能否适用宪法的可能性予以区分。
